這是我在美國生活16年教育孩子的一點體會。在這里的華人圈內，大家都認為我的兩個孩子教育得非常成功。我也確有不少案例可與大家磋商。

　　十多年前，剛來美國讀中學的兒子對我們說：“爸，媽，將來你們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當時，我和丈夫都感到愕然。做父母的，怎么到了美國只能做朋友了？隨著時間的流逝，與他們一起生活、成長，我們體會到要做一個孩子的“好朋友”還真是不容易。

　　在美國長大或接受美國教育的孩子，大都有很強的獨立性。孩子們將這種獨立性看作他們長大的標志。每當父母喋喋不休說教時，常會聽到孩子們說：“行了，我們長大了。如果不請你們建議，請不要建議好不好？”這話很刺耳，但卻給父母敲響了警鐘——請尊重孩子的感情。

　　兒子讀大學時有一個到惠普公司實習的機會。兒子打電話告訴我們，公司有三個課題供他挑選。還沒等兒子說他的決定，我和丈夫在電話上迫不及待地指示：“選中等難度的。太難，做不完將來印象不好；太易，公司會認為你沒本事。”兒子卻告訴我們，他已經決定了，選那個最難的。三個月的實習證明，他是對的。由于他工作出色，公司希望他畢業(yè)后留下工作，并應允了優(yōu)厚薪酬。

　　尊重不等于放任，而意味著更多的責任。同許多華人家庭的子女一樣，我女兒也渴望將來成為律師、醫(yī)生。我和丈夫都是學理工的，對這兩個專業(yè)一竅不通。為了取得參與孩子專業(yè)選擇的建議權，我請教了這個城市學醫(yī)的許多中國學生。當我有了足夠的信息，我才向女兒提出自己的意見——當然選擇權仍然留給女兒。

　　這種平等、無拘無束的討論，大多在飯桌上進行。只有晚飯時，才是全家人團聚的時刻，我們邊吃邊討論。比如《北京人在紐約》上演了，紐約是天堂還是地獄，生活中的是是非非，應如何挑選朋友等等，都是飯桌上的話題。我和丈夫有意引導這些討論，并將我們的是非觀和人生經驗滴水無聲地灌輸給孩子們。當我的孩子開始交朋友、談戀愛時，我絲毫不擔心，更不會去追問。因為我知道，擇偶的標準早已在他們心中有了定位。

　　一次在飯桌上，女兒興奮地談起，她看到一個律師事務所招人的廣告，便趕到律師樓，在那里工作了4個小時，老板給了她一張40美元的支票。當時，她的同學在餐館打工才每小時3.5美元，這張支票對一個十多歲的女孩來說無疑是個不小的數(shù)字。她還得意地說，老板希望她明天還去，她可以賺到許多錢。我說：“告訴你們老板，每小時5美元起薪就好。”女兒不解。她告訴老板后，老板也瞪大眼睛，反復問：“你媽媽說每小時只要5美元？”正是由于不貪，在我女兒剛來美國不久，英文不夠好，法律知識欠缺的情況下，老板一直留用她，并根據(jù)她勤奮的工作不斷加薪。當加到每小時12美元時，老板還特意對她說：“告訴你媽媽，你的工作值這個錢。”律師事務所的工作支撐了她四年的大學生活，她賺得的不僅是錢，還有良好的工作作風。

　　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期間，女兒為中國隊做翻譯。當鄧亞萍新聞發(fā)布會結束后，一位臺灣記者追著我女兒問：“你這么高雅的氣質是怎樣培養(yǎng)起來的？”

　　除了讀書，我們也非常鼓勵孩子走向社會。我兒子三年讀完大學，一年半拿到碩士學位。他的讀書生活雖然緊張，但他仍然堅持周末做義工。剛到美國，我們雖然經濟拮據(jù)，但我們仍然欣賞女兒為非洲兒童募捐的愛心。

　　多一分社會責任感，多一分愛心，才能鑄造孩子特有的氣質。善良、愛、勤奮、努力……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優(yōu)秀美德是沒有國界的。